楼继伟：我现在返回投资界看到的全是风险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长、党组成员楼继伟直言，“当前一个大问题就是金融风险，全社会缺乏风险意识是大问题”，“我现在返回投资界，看到的全是风险”，“我也跟外资金融机构们进行对话，我们正在开放金融业，他们可以持股，可以进来，可以是很高的持股。比如50%，甚至是100%，人家不愿意进。人家看到的都是风险，中国人看到的都是机会”。

“最近金融业协会开始登记注册，发现有些GP管了好几十个基金，这在国际上是不允许的，但在我们这里成了常态，这怎么可以？”楼继伟强调，要施行比较严格的监管。

此外，楼继伟还强调了关注市场风险、政策风险，“政策风险是最不可预估的，我们经常看到的是政策风险，监管从这一端走到那一端，不可预期的持续的监管方式”。此外，还要研究金融市场模式，“否则光谈监管模式恐怕还不行”。

段永基谈终身问责制困局：对各级干部，到底制定一个什么样的激励和考核的标准，确实值得深入研究。

四通集团董事长段永基表示四通集团在上海、北京、山东、宁夏、新疆都有实体企业，也接触到了比较多的地方干部。段永基表示，从他们接触的情况来看，中央的很多政策都是很英明、很正确的，比如从严治党，对干部加强问责制和作风的监管，各地不再单纯考核GDP。但段永基也指出，这两个政策叠加在一块就产生了一个副作用——就是干部不作为“从基层来讲确实很严重。”

他举例，讲从严监管，在新疆的一个企业都要投产了，但就是安保不批，因为终身问责制要终身追责。安保部门说，“我也不是专家，我终身负责，我签了这个字，以后爆炸了，你找我怎么办？我凭什么给你签字？”所以这使得一个很好的企业迟迟搞不成。一直找到自治区的主席和主管的副主席说你们来签字行不行？人家说还无效，说必须那个处长签字。

“要想各级干部认真的贯彻落实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这个政策，首先要调动他们的工作积极性，要激发他们的工作热情。”段永基表示，到底制定一个什么样的对各级干部的激励和考核的标准，确实值得深入研究。

高培勇：应将基建投资纳入政府预算精细化管理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所长高培勇介绍，中央基建投资在1998年之前不过几百亿，而到目前为止，已经将近6千亿了，占到中央本级预算的五分之一。对照十九大提出的“要发挥投资在优化供给结构当中的关键性作用”而言，高培勇表示，目前中央基建投资有一系列问题需要校正。

“比如基建投资本身是反危机的产物，其作用是拉动内需。但是这些年来，逆周期已经逐渐转化为顺周期了，该退的不退，每年还要保证都有增长。规模越来越大，支出范围就逐步的扩大，实际上已经由基建延伸到其他一般性的领域去了。本来是用于拉动内需的投资项目，还延伸到了竞争性领域以及其他的，特别是地方事权的领域当中去了，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高培勇认为，伴随着高质量发展目标的提出，对基建投资要进行改革。首先是定位问题，用于拉动内需的就用于拉动投资，做逆周期调节的就做调节。如果是中央基建投资就做中央级别的基建投资。如果是用于地方的基建投资，那就不能转化到其他方面去。

“随着高质量的发展，这笔钱如果不能精细化管理，就要适当的压缩投资，不能每年几百亿的增长”。
　　“这种诞生在危机时期的特殊机制，要做常态性的安排。特殊时期发生的事情，放在正常年间就要有正常的机制，把这笔钱纳入到正常预算当中来。跟政府支出处在同一个盘子当中，用同样的一套标准去加以管理。幸好这次十九大提出全面实施绩效管理，要把这笔钱首先纳入到绩效管理当中来”，高培勇称。

吴晓灵：证监会卓有成效、对推迟注册制非常遗憾。

中国人民银行原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原局长、清华大学金融科技研究院管委会主任吴晓灵提到，2月24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定注册制推迟二年一事，她表示对此非常遗憾，“我当时也在会上发言表示根本不需要。”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刘士余当时介绍了稳步推进注册制改革的情况和成效。吴晓灵也表示，证监会这两年已经做了很多卓有成效的工作，但主要是在理念上，“还是想对指数、对投资人的盈亏负责，所以没有放开。”她认为，筹资人需要公开透明披露信息，保荐机构要对信息的完整负责，投资人要对自己的钱负责，而不是由政府负责，“政府就是看谁违规了没有”。

　　其认为高质量的发展体现为高水平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包括在衣食住行和环境的品质提高上。围绕这个问题，吴晓灵提了几个观点：
　　第一，挑剔的客户培育高品质的产品和服务。
　　想要提高大家的生活质量，必须是消费者可以挑剔的，而且必须是挑剔的。只有挑剔的客户，才能够让生产者努力的去满足你的要求。这样的话，就需要我们更好的维护消费者的权益，要更多的来提倡公益诉讼，通过消费者权益的保护和公益诉讼，通过案例、判例的指导，引导社会向维护消费者利益方面去发展。
　　第二，企业要有能够按客户需求组织生产的自由。
　　在中国，不是每个企业他想为客户生产什么就能生产。有两个制约：一是生产要素并不是完全可以自由流动的，并不是每一个生产者都能够平等的得到要素的使用权；二是要有融资的便利，因为在市场经济当中，资金是组织各种要素的龙头，没有融资的便利，一分钱难倒英雄汉，什么事也干不成。
　　中国现在是高杠杆的情况，发展间接融资是不太可能了，间接融资发展，特别是银行贷款的发展，只能够增加全社会的杠杆。因而，未来中国今后发展的方向就是存量的结构调整，提高直接融资的比重。

吴晓灵指出，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应当解决解决两个问题：
　　一是资本到底活动的范围边界在什么地方？就在于我们怎么样来认识证券。对于资本市场，对于证券的定义与否，对于我们未来融资的便利程度其实是有关联性的影响的。她认为，“我们的财富管理市场这么混乱，就是投资计划不能够列为证券，引出了一系列的问题。”
　　二是通过证券来融通资金，怎么来看注册制？吴晓灵认为，在资本市场上融资，其实就是买卖双方的事情，政府只给我开了一个菜市场，市场的价格卖什么东西，买卖双方自主决定，注册制就是来做买卖的人到政府这儿来报个到，政府就制定规则，它监督买卖双方是否执行了制度。至于价格水平，改革开放40年了，哪一个领域价格改革的彻底，那个领域就发展得好。所以资本市场不放开政府对价格的管制，我们现在股票发行的价格还是受管制的，建立一个好的市场是不可能的。

政府在提高老百姓的生活质量上处于什么位置？

吴晓灵认为，各国政府其实只能保基本，要活得好就要找市场。所以政府只能够在基本的公共服务和基本的社会保障上下功夫，在义务教育、公共卫生、公共交通上去下功夫，剩下的事情应该让市场来做。马斯克“猎鹰”导弹回收成功打破了一个神话，并不是说这样高端的技术有关的东西民营企业不可以介入。
　　她指出，政府应该把有限的钱放在保老百姓最基本的生活上，保最基本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上。我们现在的政府热衷于搞投资基金，现在各类大大小小的投资基金都介入到了一般性的竞争行业当中去，有好多说的是战略性的新兴产业，谁想到中国能够出现阿里、腾讯和百度？它从来都不是在规划过程当中的，而是满足市场需求的过程当中给了它一个企业生产的自由，它能够创造出来。
最后，吴晓灵表示，“政府在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上，我们的责任是保好基本，市场的责任是给大家更多的选择，让大家生活得更美好。”

任志强：如果城市资金不能进入农村，农村怎么能富呢

华远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原董事长任志强直言，靠提高农村的生产效率以解决农村的脱贫问题，几乎是不可能成功的，农村的脱贫必须与城镇化发展联系在一起。
任志强认为，应打破城乡土地的双轨制，“如果不打破土地制度的双轨制，农民的宅基地做交换时，使用权哪儿有什么权利？它不能作为银行的抵押资产，因为不能交换。尤其是不能让城里人到农村去买宅基地。城市的资源和金钱如果不能进入农村，农村怎么能富呢？”

许善达：留底税款制度对高科技重资产企业有负面影响

联办财经研究院院长、原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许善达认为要想实现从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降低企业杠杆率，减少企业融资成本，这两个问题都是应该尽早加以研究解决的。

营改增以后，全国政协组织了一次政协的调查组，关于营改增以后的深化税制改革的这样一个问题，许善达参加了。去年8月24日，政协开会对此次调查报告有一句特别重要的判断，认为营改增并没有全面完成。

其中增值税需要进一步完善，里面一个最重要的内容就是现在中国执行的一个留底税款的制度。许善达指出，我国从1994年开始，设计就是正的交税，负的不退税。留底，等以后有了销项再来对冲，实际上相当于政府负债。
　　“但是这个留底税款制度，对于高科技重资产企业是一个非常有负面影响的悖论。”许善达表示，这个政策在销项还没有实现的时候，对你的设备购进要征17%的预缴税款，对于厂房投资要征11%的预缴税款，这个预缴税款的比重相当大。
所以现在很多高科技重资产企业在投资中间已经呼吁这个问题要逐步解决，国家已经做了决策，像大飞机、航空发动机，这两个公司已经决定实行退税制度。因为如果他们要不退税的话，这两个国有企业投资规模那么大，还要征那么多的预缴税，这个是对企业发展非常不利的。

除了这个原因之外，许善达认为，还有另外一个角度需要更快的来解决这个问题。实际上留底税款的总额现在没有宣布，但上万亿是没有问题的。这个上万亿实际上是政府负债，而这个政府负债在我们的政府负债里面并没有统计，所以实际上政府的杠杆率，包括了上万亿的留底税款。

营改增以后，不动产、建筑业都进入增值税，进入进项，所以留底税款增加的速度高于正常的经济增长速度和税收增长速度。现在每年的增值税征收总额里面，存量的留底税款占的比重已经不小了，而且增长速度还很快。所以这个政府相当于我们每年征收的增值税里面，有相当一部分都是政府负债征出来的，是预缴税款。
许善达表示，这个问题如果不能够及早解决的话，对未来的政府收支平衡会带来非常大的风险。如果把这个问题要早点消化和解决，同时也会降低政府的杠杆率，这个对整个宏观经济的稳定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对企业的发展也很重要。

李扬：只有准入无退出的股市是没有效率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经济学部主任、国家金融实验室理事长李扬团队做的上市公司研究表明，上市公司治理问题的严重性不亚于一般公司——绝大部分的上市公司开不了股东大会，财务状况在恶化。“去年我们发现上市公司资产负债表中，现金资产增加了20%”。

李扬分析称，由于货币刺激政策等等，很多的信贷流向了上市公司，上市公司拿到钱后，没有东西投，所以增加了现金资产，恶化了资产负债表。“上市公司募集的资金不能使用，要去炒地王，去干别的事，上市公司现在好多的问题很大”。
在谈到股市时，李扬表示，一个是准入问题，一个是退出问题。只有准入，没有退出，那么股市是没有效率的。“美国式资本市场是绝不可能在中国产生的，我们经常说我们的市场不规范，因为美国市场是机构为主，中国市场是散户为主。散户为主的状况改变不了，中国没有改进的途径，中国整个机构投资者在散户化。所以这些问题，一定要考虑到中国特别的国情”。

吴敬琏：别喊口号，三中全会336项改革应一项一项查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表示，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提出了336项改革，现在过了四年多，要检查一下，到底做了哪些工作，哪些东西需要改进，哪些地方原来执行不力，有很多实际的事情需要去做，而不是喊口号。“中央提出的口号是高屋建瓴的，但是不能落到实处就变成一纸空谈”。

吴敬琏提出会议主题非常重要，这个高质量发展大概有两点认识跟高速增长是不一样的。

一是高速增长依靠的是投入的增加，高质量的增长需要靠创新和效率的提高。
要提高效率来支持增长是苏联60年代后期最先提出来的。我们正式的提出是在1995年，“九五计划”明确说了，要从粗放增长转向集约增长，所谓集约增长，就是说依靠投入增加的增长转向依靠效率提高的增长。“十五”走了一点弯路，“十一五”又重新提出，要以增长方式转变为主线，后来一直是维持。后来有一些提法，其实核心也是在提高效率上，比如说要跨越整个中等收入陷阱，比如说要着眼于供给侧，就是讲的这个问题。

二是从集中注意经济增长，提出高质量发展跟增长的内容有一些社会方面的要求。
这个问题据我的记忆，提出科学发展观的时候就强调了。虽然没有像现在这样把它集中突出的来作为一个主要要求提出，但是分别早就提出来了。现在又集中的提出，说明我们过去这二三十年做的不够好。我们必须要总结经验教训，到底我们取得了哪些成果，我们为什么没有完全达到目标，这样我们新措施才能够真正的实现质的要求。我们如果重复一些过去无效的做法，那就延误时机了。因为现在提出的有些做法过去做过，好像效果并不好，我们需要总结教训。

吴敬琏：现在提出高质量发展，从政府方面做些什么？现在还不太具体。应该做出比较实际和明确的规定。有两件事情：

一是建立一个好的体制。

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议就是我们要建立的基本制度，现在过了四年多，要检查一下，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里面讲了336项改革，一项项的检查，到底做了哪些工作，哪些东西需要改进，哪些地方原来执行不力，有很多实际的事情需要去做，而不是喊口号。中央提出的口号是高屋建瓴的，但是不能落到实处就变成一纸空谈。

我最近碰到好几件事，我在海南一个县调研，县委书记说他有很多苦恼，其中一个是，这个县是贫困县，有很好的热带气候，但是他没有好的农业品种。我觉得很奇怪，10年前我们就去过热带作物研究院，而现在这个县就是研究院所处的地区，当然现在研究院已经不存在了，很多人都老了，一部分做农业教学的并到了海南大学，这件事情就使我感觉很震惊。

还有一件，原来一个社科院的所长体检的时候要做胃镜。但是他的身体情况已经不能做胃镜了，我突然发现，我们的胶囊胃镜是世界最先进水平的，外国有，以色列有，但是它不能定向，是随机的。我们武汉的一家企业，现在在上海，它的胶囊胃镜是可以控制的，所以没有盲区。但是查了半天查不出来在哪个医院有，最后问到了，说上海药监局已经批准4年多了，但是北京的医院没有用这个技术。我到现在还没有弄清楚是什么原因，我在北大医院问的，北大医院的人告诉我，是因为北京想让他低价，结果实验用的胶囊用完了就没有新的了。

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这个例子还是小例子，整个市场的容量在全世界来说是很大的。但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这就有很多实际的事情要落实，要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议，我们一条条的去看，这个体制为什么改变不了？

二是政府有一条，除了要建立体制，还有一个事情就是要按照新的要求全面检查自己的职责。

这里面的总纲是什么？就是中央文件提出的，过去我们政府的经济政策是以产业政策为中心的。现在是以竞争为基础的，我们需要检查一下现在的政策，是不是转向了以认责为基础？比如我们的领导机关发的文件，有一天我跟发改委的同志讨论这个问题，说发改委一年发了几百个文件，有多少是产业政策的文件？有多少是竞争政策？而且照我看，这两种文件应该有冲突。

竞争政策有一条，就是要对所有新出台的政策做竞争审查，我开玩笑说，你们发的那些文件要审查。在我看来，从部审一直贯彻到企业，要定责任书的那些政策，要符合平等竞争要求。所以这个转变是一个很大的转变，因为我们的领导机关都习惯了用行政命令来对不同的企业、不同的产业、不同的技术和不同的地区做出扶植和抑制的规定，这是原来我们中心向国务院建议产业政策的重心。最近在海南跟省里一位管多规合一的人了解，我就问他们，你们这个多规合一的规划，跟发改委的空间规划是什么关系？他们说我们没有办法按照他们那个做。那么怎么弄？

第三，我们理论界有些问题需要研究

卢迈：关注儿童早期发展、对高质量发展很重要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秘书长卢迈提出，高质量发展必须重视人力资本投资。具体到我国，人力资本投资要从早期做起，“这是在国内外关于脑科学、儿童心理学研究已经有了坚实基础的”。他解释称，在早期，儿童的脑神经细胞处于连接的过程，营养和干预都会起到很好的效果。“但是贫困地区儿童处于非常不利地位。比如贫困地区儿童发展在0到3岁的测度中，他们是比城市的异常或者疑似异常要高5倍，这是一个我们特别需要注意的。在贫困地区生活的儿童有4千万，这4千万未来的走向，对于我们实现高质量的发展和社会公平会有很重要的意义”。

卢迈强调，到现在为止，国家所实施的政策和社会组织所搞的实验都证明，儿童早期发展，尤其是关注营养和教育是可以起到非常好的效果的。

卢迈介绍，2012年开始，我国普遍实行贫困地区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国家现在拿190亿，我们进行的监测显示效果非常好。我们有63个县，192万学生体检数据，显示过去5年中，学生的身高增长了6公分。孩子矮小和偏矮的比例，由2012年的57.3%，现在降到了22.7%”。营养状况的改善对于儿童未来的劳动能力产生了非常直接的作用。
此外，卢迈还强调，一是要增加支出，“现在还有20%的学校，只能够一星期吃一次到两次肉，4块钱的补助不够，不是对于所有的学校都行，最好是涨到5块钱”。二是山区幼儿园是一个有效的学前教育办法，但是教育部现在学前教育就是不进村，要高质量，但是不适合中国的国情。我们一定要把对公共服务适应中国的特点，用合适的体制，合适的方式。三是社会精英要更多的关注农村的贫困儿童。

王小鲁：靠质量发展最终还是要靠“市场”

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王小鲁出席并表示，从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主要靠什么？是靠政府还是靠市场？王小鲁称，当前各地出台了各种优惠政策、鼓励政策、鼓励科技创新、财政补贴、鼓励高技术产业。但总体来讲效果不好，效率也不高。在其看来，促进科技创新，促进技术进步，最根本还是要“靠一个公平竞争的高效率的市场”。

对于政府的作用，王小鲁说，也很重要，“比如在教育方面，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在基础科研方面，在公共服务、社会保障这些方面，政府当然要发挥很重要的作用。但是技术创新、产业发展首先要做好的就是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才会有一个高效率的市场，才会有一个技术不断进步、新技术不断涌现的市场”。

汪同三：谈高质量发展不能只强调质量而忽视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原所长汪同三表示，从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的转变是符合基本经济规律的，但是在执行过程中，还要注意使得各项任务都能够尊重基本规律。“比如说现在三大战役：金融风险、扶贫、环保。如果单纯看这三个战役，都是和经济增长有一定矛盾的。而经济增长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条件，没有适度的经济增长（速度），就实现不了高质量发展，不能只强调高质量，同样要重视发展”。

他举例称，防范风险会造成金融抑制，而且现在已经出现了这方面的问题。那么怎么样能够和发展联系上？到了最后阶段，脱贫大概就到了政府兜底了，能够不用政府兜底的，基本上都快解决了。解决不了的，最后都要政府兜底。政府兜底和发展、增长是一个什么关系？环保现在已经到了采取巡视的办法来推动工作了，它和增长和发展是什么关系？这都需要我们具体的研究，在政策的落实当中要考虑。

此外，政府强调消费拉动经济增长。但如果是简单的消费的话，顶多能实现简单再生产，没有增长。要想有增长，要实现扩大再生产，就意味着消费必须能够产生投资。不能够导致投资的消费，只能维持简单再生产。只有能够导致投资的消费，才能够实现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所以如果单纯强调消费的话，那就不符合基本的规律。

刘世锦：建议设立高水平教育和研发特区 吸引优秀人才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刘世锦看来，我国最大的短板是基础研究和高水平的教育，“最近这些年，我们有一句话是大楼越来越多，大师越来越少”。其建议，搞若干个高水平教育和研发特区，搞一些高水平的大学或者研究机构，在招生、人员聘用、项目立项管理，包括知识产权等方面实行一些特殊的体制和政策。
　　“目标就是把全中国、全世界最优秀的人都吸引来，创造一个最有利于科学发现和技术创新的特区，当然还是要适合中国国情”，刘世锦表示。

郭翠萍：文化缺失将会制约高质量发展

中元宝通（北京）商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郭翠萍表示，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非经济层面的因素对经济高速发展至关重要。比如说文化方面，实际上在过去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中，由于文化的缺失才导致现在社会，包括制度体系、人心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影响着经济发展。所以文化的缺失是制约着经济高速、高质量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现在人有钱了，但是有钱了以后，心情烦燥，不安全，不快乐。实际上正常的为官一方要造福百姓，但是如果为官一方，你要让他完成经济指标，这两个导致的结果是不一样的。所以现在的社会问题，实际上跟制度体系有关，把制度体系和文化加进去，我觉得是至关重要的”。“在经济高质量发展方面，文化建设应该要跟上。这两个轮子同时驱动，还实现了道德回归，才是解决高质量发展的主要手段”。

刘光超：应系统性审视土地、税收及社会保障制度

北京市道可特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刘光超表示“现在中国的法律不是太少了，而是太多了。法律也出现很多部门隔绝的情况，立法并没有进行审查和可行性研究”，针对以上问题，刘光超提出了“三个转变”。
第一，谨慎立法。要贯彻法律理论界立法的谦虚、谨慎和抑制的原则，而不是立法过多、过快、过滥。
第二，协调立法。“现在很多问题的出现，是因为各部门在为部门利益或者部分人的利益在立法”。
第三，加强高位阶立法的研究。强化人大常委以及相应的立法评估、立法审查以及系统协调的作用。
在立法方面，刘光超称，第一，要解决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已经提出来了，但是如何贯彻仍是一个课题，最重要的难点是保护竞争和保护创新”。第二，希望能够系统性的审视：土地制度、税收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第三，法律重点能够向四个方面倾向：从关注技术向关注人才转变、法律的立法从关注信息向关注信用转变、热衷金融资本的创新向关注实体经济转变、关注国内向国内国际一体化，真正理性的对待中国的国际化的立法转变。

汤敏：土地置换应探索在深度贫困地区先做

国务院参事汤敏在谈到乡村振兴的扶贫攻坚时，提出了两个建议，
第一，可以将劳动密集型产品的车间建到村头，帮助农民就业。他引述考察所见称，“村里的人们干的是手工业的活，不需要交五险一金，减少了40%的成本，仅多了一点运输成本。另外可以把大量的农村富余劳动力激活。有一些年纪稍微大一点的，在那里也可以工作。在山东省现在就有大概6千多个村里的扶贫车间，在河南等等，现在也在快速的发展。很多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实际上是可以移到农村去的”。
第二，土地置换应探索在深度贫困地区先做。“土地置换实际上是一笔很大的资本，这笔钱如果能够先在贫困地区使用，对下一步的扶贫很有帮助”。他举例称，广东的乡村振兴计划采取了一个办法，叫后队变前队，“先去把那个最差的队找出来，把最差的村子找出来，找出2700个贫困村。乡村振兴先从贫困村做起，如果搞不好的话，又变成锦上添花，又拉大了距离。广东三年一轮，先把最差的做一轮，提高了以后，再找相对差的再做一轮。这样的话，乡村振兴从政府的资金投入，政府的工作重点放在这些贫困村或者低收入村里面，这样让我们的乡村振兴，同时也达到了扶贫的作用，这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经验，可以考虑在其他地方推广”。

张文魁：呼吁对国有和民营财团改革，否则将爆发危机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张文魁表示，中国宏观经济的病症其实是微观病灶产生的结果，如果看不到这一点的话，可能很多政策、对策不一定有用。

在他看来，过去5年杠杆率上升迅猛，并不是宏观货币政策主动宽松的结果，更多是被动的，甚至是被迫的。而这个微观病灶就是僵尸企业，除此之外，财团企业也特别值得关注。

“宏观货币政策有时候被动的宽松，但是广大的中小企业根本得不到信贷资源，很多信贷资源被那些大的企业集团吸取走了。现在的国有企业，特别是央企财团化非常严重，几个大企业合并起来，成了国内500强，世界500强。很多民营企业搞金融、搞房地产，也成了财团，他们动不动就是上千亿，甚至是几千亿的贷款。但是他们的偿债能力怎么样？他们的全要素生产率怎么样？这是非常差的。更要命的是透明度非常差，现在已经越来越多暴露出这些问题，所以除了僵尸企业之外，财团化是非常严重的，下一步会成为重点”。

张文魁称，10年前爆发的欧洲金融危机是因为工作时间短，福利高，实体经济衰败。北美金融危机是居民部门过度按揭贷款造成的，中国的危机也可能是亚洲金融危机、欧洲金融危机和北美金融危机的“三合一”。当然，更重要的是亚洲金融危机因素，“20年前，很多韩国的财团以及东南亚财团，虽然他们不是国有的财团导致的政商连接非常严重，吸取了大量的金融资源，造成了这些问题”。

“现在不单是民营企业，包括很多国有财团。国有财团可以做红色财团，很多民营的财团其实也是浅红色的财团，他们跟政府官员有很多的联系。他们不但股权链条不清晰，融资投资链条不清晰，甚至业务链条不清晰，透明度很差。所以下一步简而言之，要对这些财团进行公司治理改革，提高他们的透明度，强化他们的披露，这是最基本的。如果做不到这一点的话，我想东亚病可能会在中国爆发”。

提示：转载不代表支持观点。很多事情是有两面性的、甚至更复杂，有些问题我们也持不同看法。

来源：http://www.xbzk.org/news/edp.asp?id=6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