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判断经济过热的标准究竟是什么？

每次经济过热之初，争论总是十分激烈。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人们对于判断经济是否过热的标准各有不同。有的人是以经济增长速度为主要指标，也有的人以过去的经验作为参照，还有的人是把经济增长速度与潜在增长率做比较，而有的人是看有经济增长无瓶颈，有无短板制约？也有的人是看物价，还有的人是看就业。

标准不同，判断起来自然会存在分歧。至于什么叫作“偏快”？什么叫作“过热”？什么叫作“结构性过热”？“部分行业过热”？则更是众说不一。

2、  究竟什么是宏观调控？

每每经济过热之时，有关是否要加强宏观调控的争论就会迅速升温。但是，争论的参与者内心所想的宏观调控，往往又不是同一个东西。有人说宏观调控就是“总量控制”，也有的人说的“宏观调控”还包括“结构调整”，还有的人干脆把微观干预也说成是“宏观调控”，甚至有的人将政府的经济管理职能（如环保，市场准入）等，也统统称作“宏观调控”。

早在1985年的“巴山轮会议”上，中国经济学家就已经认识到，所谓的“宏观调控”就是“总量控制”，但是随着宏观调控的反复加强，到现在，我们有些人反而搞不懂到底什么是“宏观调控”了。

我个人以为，所谓宏观调控，就是政府“控制总量”，市场“调节结构”。具体讲，就是政府通过价格杠杆，借助市场机制来调整结构，而不是政府直接去“关、停、并转”。

3、“宏观调控”都有哪些手段？

传统理论认为，宏观调控手段主要是指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必要时再加上收入政策。

中国在实践中，又加上了行政手段，增加了产业政策。近年来又增加了土地政策、环保政策，甚至包括准入政策。

问题是政府的宏观调控职能与经济管理职能的区别是什么？

4、  宏观调控中地方政府起什么作用？

在加强宏观调控过程中，一些地方政府也曾提出过宏观调控的职能。但传统理论认为，宏观调控纯属中央政府的事权范围，而地方政府则无此权。那么，地方政府在宏观调控过程中应当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5、货币政策有无差异化政策？

关于货币政策是否应具有差异化，各方学者存有不同意见。首先，货币政策是否应针对不同行业实行不同的政策？是否应对某些行业（如房地产业）实行限制贷款，或提高利率，或提高首付比例等？

其次，货币政策是否应当存在地区差异？对不同的地区，实行不同的贴现率？不同的利率？不同的准备金率？不同的贷款规模？不同的窗口指导？

主要参考文献：

（1）       肖冬连，《1979年：被搁置的引进800亿美元的计划》，载《中国老年》杂志，2005年1～5期，原载《党史博览》2004.10。

（2）       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战略与实施》，上海远东出版社，1991年1月第1版，2001年9月第5次印刷；2003年版。

（3）       薛暮桥著，《薛暮桥回忆录》，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

（4）       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办公室编，《经济体制改革文件汇编（1978～1983）》，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4年12月。

（5）《金融工作文献选编（1978～2005）》，中国人民银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国金融出版社，2007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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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办公室编，《经济体制改革文件汇编（1978～1983）》，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4年12月。

[2] 摘自：《国务院关于切实加强信贷管理  严格控制货币发行的决定》，载《金融工作文献选编（1978～2005）》，中国人民银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国金融出版社，2007年5月。

[3] 参见：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战略与实施》，上海远东出版社，1991年1月第1版，2001年9月第5次印刷。

[4] 所谓“拉美国家的故事”，是指当时有人到拉美考察后回来宣传说，拉美国家百分之几百、甚至几千的通货膨胀也不至于对经济繁荣造成障碍，人们照样跳桑巴舞。

[5] 魏加宁、朱明春、王月平、沈海育，《当前利率以不调为宜》，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择要》，1991年第18号。

[6] 参见：魏加宁，《关于当前的经济形势和早期微调的对策建议》，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择要》，1992年第32号。

[7] 参见：《’94中国发展报告》，中国统计出版社，1994年11月第1版。

[8] 摘自：《国务院关于切实加强信贷管理  严格控制货币发行的决定》，载《金融工作文献选编（1978～2005）》，中国人民银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国金融出版社，2007年5月。

[9] 初次刊登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择要》，1995年第72期；转载于中央政策研究室、国务院研究室主办的《学习·研究·参考》，1996年第1期；公开发表于《中国经济时报》1998年2月。

[10] 该报告为笔者和吴敬琏先生合作撰写，后经删改后公开发表在《改革》杂志1998年的第2期上。

[11] 笔者于1998年11月接受《中国经济时报》采访时提出上述观点。

[12] 见《中国统计摘要》，2007。